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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1927年贺龙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便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的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浩浩荡荡开赴南昌举行起义。过去的年代，我们靠信仰在敌强我弱环境下坚守，靠信仰战胜了千难万险，今天仍然要坚定信仰去夺取新的胜利。青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坚定信仰、砥砺品德非常的重要，必须坚持“四个自信”，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始终坚守精神家园，用信仰之力攻坚克难，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有信仰就有力量，瞄准既定的目标，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勇攀高峰，掌握过硬的本领，耐得住寂寞，并经受挫折的考验；艰苦奋斗，矢志不渝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心中的理想。有了信仰充满着活力，把奋斗当作是一种快乐的事、幸福的事，由要我干到我要干、主动干、必须干，不断的进取，闯难关，攻堡垒，以劳动为荣，以苦为乐，激发巨大的奋斗能量，

但是，除了处罚权、强制手段，地铁运营方和地铁工作人员对类似影响公众利益的不良行为真的就束手无策，真的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难道个人素质养成、公共道德培养以及公序良俗的形成，都要靠赋予有责方以“处罚权”以及行使“强制手段”的权力，非此就不能维持一个良好的公德状态吗？难道劝告、说理就真的毫无用处吗？ 至于有人提出现行《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并没有禁止在地铁内饮食的规定，其实也是强辩之词。许多因个人素质而致的不良行为，比乘客守则所列举的不良行为还要等而下之，这些不可为之事已是社会公德的默认禁忌，一个守则不可能将其尽列其中。因此，并非守则未列入的行为就是可以放任的行为。而“低血糖”一说，就更是难以成立。那些明确规定在车厢内不可饮食的 和地区的地铁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方，难道就没有考虑到低血糖乘客的需要，不体贴乘客吗？ 实际上，地铁乘客中，有低血糖的乘客毫不稀奇，有违背公德的乘客也不稀奇，问题在于当这样的乘客出现时，作为对此负有一定责任的公共交通工具的运营方——尽管没有“处罚权”和“强制手段”，都应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为乘客提供必要的服务或制止相关乘客的违反公德公序的行为。由上述报道，一个连乘客都出面予以谴责和制止，违反公德的行为人显然也自知行为不当而换了车厢的事情，到了本该对此负有责任的地铁运营方那里，怎么反倒对这种违反公德的行为显得那么大度，那么宽容了呢？这种大度和宽容，又将那些敢于出面谴责和制止这种行为的乘客置于何地呢？ 社会公德的大面积溃疡往往始于人们并非不可以忍受的个别“小事”。在此，对公序良俗负有维护、维持责任的机构，其对这种“小事”的态度及其应对，对公众尤其具有示范作用。如果今天认为吃得一地渣子的乘客是因为“低血糖”，那么明天就会原谅对机体器官控制力尚弱的孩童随地便溺，再后还可把更加严重的缺德行为归结为“心情”。而社会公德就是在这种大度和宽容的卸责中恶化至溃疡而积重难返。(谭伯鸣) 关键词：地铁,凤爪女,社会公德责任编辑：芦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