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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须做亲子鉴定”是典型的烦民证明 日前，广东东莞虎门有家长反映，当地教育部门规定父母单方或双方户籍在虎门，但孩子户籍不在虎门的家庭，如果孩子想入读公办学校，必须提供亲子鉴定证明。对此，虎门教育部门回应，亲子鉴定是为了保证教育公平，因为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出生证等材料造假的比例相当高”。(5月9日《南方都市报》) 为保证教育公平，要求户籍不在本地的孩子，在入读公办学校之前提供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当然并非没有现实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因为“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便舍弃“出生证”等既有的亲属关系证明，而随意任性地“另起炉灶”，新增像“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入学前置条件和门槛，无论在逻辑还是法理上，都是说不通、站不住脚的。 首先，即便“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确实属实，这也并不能成为相关教育部门，将此类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本身完全弃置不用、彻底不予采信的理由。毕竟，“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在逻辑上也并不等于所有此类证明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更不等于“出生证”这样的亲属关系证明本身是无效的。恰恰相反，依据我国相关法规如《母婴保健法》，“出生证”(即“出生医学证明”)原本就是证明亲子血亲关系的基本法定证明文件。这种背景下，仅仅因为“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东莞虎门教育部门便怀疑所有“出生证”真实性，甚至拒绝承认其证明亲子关系的法律效力，不仅在逻辑上显得“因噎废食”，而且在法律上也有明显的违法之嫌。更何况，如果“出生证”这样的证明也可以造假，那么，谁又能 保证在利益驱动下，“亲子鉴定证明”就不会同样造假呢——到时候，相关教育部门又该拿什么保证教育公平呢？ 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站在近年来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清理各种“奇葩、烦民证明”的语境下审视，东莞虎门教育部门这种要求新生入学需出具“亲子鉴定证明”的做法，同样也是非常荒唐不合理。因为这种“我娃是我娃”式的亲子鉴定证明，实乃一种十分典型“奇葩、烦民证明”，不仅会让相关民众“多跑腿”“多花钱”，而且也是明显违背此前中央三令五申的相关政策要求的。众所周知，针对各种“奇葩、烦民证明”，早在2015年公安部等12部门《意见》就给予过明确禁止，而2017年6月国务院相关会议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四个一律取消”原则，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而以此对照上述“亲子鉴定证明”，不难发现，它事实上既是一种“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也是一种“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因为现行任何相关教育法规，实际上都没有“入学须开具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规定；同时，要想证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通过现行既有的“出生医学证明”及“户口簿”等法定证明文件，都不难得到证明，根本无需再另行叠床架屋地出具亲子鉴定证明。 因此，面对“出生证造假”情况，相关教育部门的合理合法做法只能是，一面加强审核把关，一面配合执法部门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为了自己省事，便舍弃现有法定的亲子关系证明文件，将证明成本转嫁给学生家长，并在没有法律依据情况下，任性地新增“亲子鉴定证明”这样的烦民证明。(张贵峰) 关键词：入学,亲子鉴定,证明责任编辑：芦静

除了夜间禁打游戏 还能如何缓解宿舍矛盾 近日，湖南商学院下发通知，五一假期后，将通过技术手段，在周一到周四的晚11点至早8点，禁止学生在寝室玩网络游戏。该规定曝光之后，得到了不少大学生与网友的支持。毕竟，室友半夜打游戏，让自己难以入睡，是许多人不堪回首的经历。 校方表示，新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学生玩网络游戏，不会影响其他操作。显然，与某些高校的“奇葩”规定相比，该校的做法更为规范，也更人性化。难怪网友愿意为湖南商学院点赞。 在叫好之余，我们也应该反思，半夜打游戏的现象让人深恶痛绝，原因不在于游戏，而在于对他人正常作息的打扰。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寝室里能否打游戏，而在于大学生能否在集体生活中做到彼此理解与尊重。如果缺乏理解与尊重的意识，即使夜间打游戏被禁止，还是会有各种事情成为寝室矛盾的催化剂。 如今，新一代大学生的个体意识、自主意识普遍较强，但他们也相对缺乏集体生活的经验。每一个人的作息习惯均不相同，有的人早睡早起，生活规律，也有人偏爱“夜猫子”的生活，习惯于在半夜活动。当碰撞发生时，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应该学会理性地与对方协商、交流。 正如湖南商学院的通知所言，大部分寝室能够做到按时就寝，存在不当行为的寝室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大学生绝非蛮不讲理、极端自私之人，何不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网络社交媒体的日益兴盛，让指责他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廉，检讨自身的做法却愈加稀缺。声讨半夜打游戏自然是容易的，但是，大学生们走出象牙塔后，遇到的不如意事必是十之八九，试问届时他们是否还能通过“断网”来解决一切问题？ 某些同学不顾他人正常休息的需求，执意在半夜打游戏，发出噪音的行为理应受到批评。大学生是渴望自由的群体，但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其前提是人们平等理性地协调利益关系。这正是他们应该通过大学生活学到的宝贵人生经验。(李勤余) 关键词：夜间,禁打游戏,宿舍矛盾责任编辑：芦静

多部门强力协作方能破解“环境公益诉讼难” 日前， 人民检察院与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合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自2015年检察开始以“公益起诉人”的身份，提起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诉讼以来，各级检察已经越来越成为奋战在环境治理司法 线的主要力量，成效十分显著，但也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公益诉讼难”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将阻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现。 “公益诉讼难”，首先难在诉讼主体上。当前我国在公益诉讼主体的选择上，采用“有限主义”政策，即一般由检察或地方政府提起公益诉讼，而其他或团体和个人尚不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与其说是适格的诉讼人，还不如说是积极的牵头人。这是因为，检察固然在刑事司法方面专业人才多且经验丰富，但在以民事诉讼为性质的公益诉讼中，检察或政府部门还需要多方的专业支持，否则往往会在专业与专才方面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无法向被告方发起有力的诉讼和庭辩攻势。 其次，“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管辖确定难上。检察的设置一般是依行政区划按级而立，但环境污染案件的影响范围却可能是跨区域、跨部门的。如一只青蛙在水里，问题归水利或水产部门管辖；跳到水田里，归农业部门管辖；跳到道路上，由交通部门管理； 到了饭碗里，则归食品和卫生监督部门管辖。环境公益诉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哪个相关部门不配合，公益诉讼这张牌就打不起来。 “公益诉讼难”，还表现在调查取证难上。无论是普通民事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调查取证是审前必做好做足的功课。然而，环境污染案件中，除了因管辖交错而导致调查取证难之外，环境污染案件本身的调查取证也比普通的民事诉讼难度要大。此外，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打架”，和地方保护主义作崇，也往往使公益诉讼难以有效维权。 为关键的是，“公益诉讼难”，尤其表现在测定环境损害的“鉴定难”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少、费用高、周期长，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开展的不利因素。若鉴定这一环节不通畅，费时、费力、费钱，对打赢公益诉讼仗、获得相应损失赔偿会构成不小的阻碍。因此，应对此合理作出一些安排，如免交或缓交鉴定费， 由败诉方承担等。但这样安排，还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总之，公益诉讼就是“社会诉讼”，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均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只有检察牵好头，相关部门配合好，才会形成强大的公益诉讼力量，有力遏止各种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和静钧） 关键词：责任编辑：蔡洪坡